新年伊始，稅制改革將有哪些新舉措？對這個備受關注的議題，不久前在京召開的“2012財稅政策走向論壇”給予充分展開。
賈康：稅收政策設計者要重視公眾對稅收的情緒化意見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說，在過去一年里，幾項重要改革工作的力度給人印象深刻，從營業(yè)稅到房產稅、車船稅、資源稅、個人所得稅，還有多年討論的離島免稅政策等等，這么多事情在一年里完成，涉及這么多主要稅種，說明在我們現實生活里關于稅制的改革有廣泛的、深刻的、強大的現實需求，要繼續(xù)完成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稅制改革勢在必行。
賈康說，目前，公眾對稅收的關注度很高，有關方面尤其要關注在稅收方面的社會不滿意度。
對情緒化的東西，賈康認為應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方面，表明納稅人意識在增強，這種公民意識、納稅人意識是促進稅收配套改革的一種因素；另一方面，這種關注度和不滿意度后面的情緒化東西值得做稅收研究、稅收政策設計的人們，以及稅收管理部門高度重視。與一些情緒化的意見互動，求得更有價值的、更有建設性的看法，這是一個重要任務。
“把中國的事情做好，應對國際競爭條件下的一系列挑戰(zhàn)，把握所謂重要的戰(zhàn)略機遇期，稅收一定要發(fā)揮積極作用，一定要與配套改革互動。”賈康說，中國面臨著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的歷史任務，新一輪價稅財改革會從資源稅改革等要點切入，也必然按照其內在邏輯全面展開。改革如果處理得好，將打下我們實現現代化的百年基業(yè)。我們應該積極地期待和推動稅收配套改革的出臺。
安體富：2012年究竟還有哪些稅可以減
多年來以呼吁減稅為己任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安體富，目前最關注的問題是：2012年怎么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究竟還有哪些稅可以減。
安體富說，這些年我國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進行減稅，如取消農業(yè)稅、實行增值稅轉型、“兩法”合并等。從現在來看，再進一步減稅有一定的難度。比如目前提到的資源稅的推廣、房產稅和環(huán)保稅的開征等，都是增稅。那么，究竟還有哪些稅可以減呢？
安體富指出了四個方面：一是營業(yè)稅改增值稅。他認為，這是一項比較突出的減稅政策�，F在這項改革已經進行試點，其步伐應該加快。營業(yè)稅改增值稅難度很大，涉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也涉及國稅部門與地稅部門的關系。從上海試點的情況看，如果采取營業(yè)稅改按增值稅辦法抵扣征收，其他的如收入歸屬和負責征收部門等都先不改動的話，可能會加快這項改革的進程。
二是對“小微企業(yè)”給予減稅支持。中小企業(yè)、特別是小型企業(yè)在解決就業(yè)問題、擴大出口甚至自主創(chuàng)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優(yōu)勢，但是它們又是弱勢群體，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在這方面，金融和稅收政策應該加以配合。安體富建議對“小微企業(yè)”進一步減稅，并作為制度固定下來。
三是解決企業(yè)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重復征稅問題。在這方面國外進行了各種改革，我國也應該作相關的研究。
四是費稅改革問題。安體富認為，我國稅負現在是比較適合的，不能說比較高，也不能說比較低。但老百姓把很多收費也看成稅，如果把政府征收的稅、費和基金都算在一起，政府收入的確偏多。按2010年的預算報告，財政收入加上社�；�、政府性基金收入等，大概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5%.在當前經濟形勢嚴峻、企業(yè)經營困難的情況下，應該下決心進行費稅改革。
陳淮：在社會公平上稅收還有大文章可做
住房和城鄉(xiāng)建設部研究中心主任陳淮說，稅收無論在中國還是國外經濟運行中，維護國民經濟穩(wěn)定運行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并且以前市場經濟一些制度安排和缺陷正在暴露出來，像所謂歐債危機就是政府收的錢和花的錢之間失衡了，我們現在需要充分認識發(fā)達國家市場經濟潛在累計而成的危機，吸取教訓，別等到最后再調整。
陳淮談到，剛剛過去的2011年，實際上延續(xù)了中國“入世”前10年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在國際競爭中，稅收日益成為最重要的競爭工具。所謂國際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區(qū)、歐盟自由貿易區(qū)，以及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建立，說到底都是用稅的手段進行對抗，爭搶飯碗，這是區(qū)別于20世紀貿易摩擦的最重要特點。在國際貿易中，有的國家對中國商品加征特別關稅，實際上就是用稅的辦法抵御中國崛起，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針對稅收公平問題，陳淮認為，現在老百姓對社會公平要求的點不一樣，原來要求打破大鍋飯，現在不是了，在大家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之后，怎樣在財產、發(fā)展機會，以及社會福利上實現公平成了關注點。“稅收有很大的開掘余地，不僅僅是把稅收上來發(fā)給窮人，也不僅僅是對富人實行懲罰性稅率，在社會收入分配上、社會公平尺度上，稅收還有大文章可做。”陳淮說。
陳淮提出，在財產制度上，我們的稅制雖然也在不斷變更，但跟得還不太緊。老百姓知道擁有財產是社會進步，擁有財產性收入是我們發(fā)展的方向，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向老百姓說明：在擁有的同時，你得承擔財產性風險以及支付財產性持有的代價，繳稅也是你必要的義務，多占資源就要多繳稅，這個對應關系應該大聲疾呼。
馬海濤：下一步稅制改革要關注三個問題
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院長馬海濤說，對于下一步稅制改革，他有三個關注：
第一是關注社會公眾的參與�，F在網上有很多人對稅收有這樣和那樣的意見，這是社會公眾納稅權利的一種體現，對稅收關注程度遠高于以前，某種意義上是對公平的一種要求，也是對整個稅制改革提出的更高要求，所以，政策設計者不能就稅收論稅收、就財政論財政，而是要考慮社會的民意。
第二是關注稅制結構的優(yōu)化。中國的稅制改革從1978年利改稅、1994年稅制改革、2004年新一輪稅制改革，到現在又提出稅制改革，忽視了直接稅和間接稅的比重問題，這個問題看似是一個稅制體系或者直接稅、間接稅比重問題，但是會涉及到企業(yè)創(chuàng)新，甚至包括企業(yè)走出去的稅收支持問題等等。
第三是關注稅制改革的整體性和協調性。過去的稅制改革可能過多地關注某一個稅種或者某一個稅種的某個要素，比如個人所得稅改革，討論來討論去，爭來爭去，就是所謂的“起征點”。我們下一步進行稅制改革時，還要考慮稅制改革與社會發(fā)展中長期目標的協調，還要考慮到財政體制的完善。
倪紅日：特別關注“營改增”試點以及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
最近剛接觸了一些第一線反饋情況的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比較關注營業(yè)稅改增值稅試點問題。最近她聽到兩個反映：第一，有的省份已經給上面打報告，要求參加試點。他們認為，如果在上海試點期限比較長，勢必在資源配置上出現一些不公平的情況，很多企業(yè)會因為這個跑到上海去，這對整個市場機制的發(fā)揮非常不利。如果在全國范圍內各個城市和各個地方都加入試點行列，那么，有關部門就要測算一下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應，尤其是對財政收入和稅收的減收會是什么情況，現在設置的試點稅率在全國可不可行。第二，由于房地產市場的控制，各個地方土地收益都在下降，而且下降得比較明顯，有的地方已經作出了強烈反映，比如要加收地方教育附加，以彌補土地收益下降以后的財政收支缺口，這個附加是附在增值稅、營業(yè)稅和消費稅上的，稅基是三大稅種，然后乘以一定的比例，這樣的話，企業(yè)究竟能不能減負很難說。
倪紅日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問題。她說，這個問題有可能在2012年激化，“保障性住房的資金問題到現在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背后是什么？實際上是分稅制現在面臨的事權財力不匹配。”倪紅日認為，這不完全是經濟問題，是行政體制改革問題，是利益格局問題，是決策層下決心的問題。
“在2012年，由于保障性住房資金問題、持續(xù)財政難以持續(xù)問題、新財產稅出臺遙遙無期、營業(yè)稅改革使得地方財力有可能縮小問題等等，都可能加劇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矛盾。面對2012年經濟形勢的情況，財稅體制的改革和完善恐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需要切實推進。”倪紅日說。
朱少平：惠及民生的制度可以成熟一點出臺一點
全國人大財經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認為，2012年，房產稅改革需要適當加快。他說，現在的房地產調控是必要的，但反過來說，也是不得已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上漲有客觀的必然性，但是確實漲得太快了。目前居民購買住房限購政策退出不行，不退出也有問題。房產稅不是調房價的手段，但是也會影響房價，有十套、八套房的人肯定要繳稅，但是一般人買套房子以后每年都要繳稅，如果是這樣，好多人就不一定買房子了。“房產稅的問題要加大研究力度。”朱少平說。
針對個人所得稅，朱少平的觀點是：有些制度特別是一些惠及民生的制度可以成熟一點出臺一點，一點一點往前推進，推到一定程度后再整體修改。
朱少平說：“我們早就確定了綜合納稅的思路，但是綜合納稅這個思路面臨一個問題，即家庭收入綜合財產申報制度沒建立起來。如果搞綜合性征稅有難度，但是有些東西能不能單向突破？比如，家里贍養(yǎng)人口眾多的，改的時候能不能做一些調整？老是等條件成熟，說老實話，中國有些改革要想等條件完全成熟有很大的難度，1979年出臺中外合資企業(yè)法時我們有什么條件？嚴格來說什么條件都沒有，但3個月就出來了。”
劉劍文：稅制改革需要堅持稅收法定主義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說，未來我國整個稅收的改革需要堅持稅收法定主義。
他說，稅收涉及到私人財產權的問題，我們如何來更好地制定法律，行政機關在觀念上應該有一些變化。私人財產權是財產權問題，而財產權要強調稅收法定主義。稅的開征、減免、退補由法律規(guī)定，而不是由行政機關規(guī)定，這個觀念一定要堅持。在稅收制度改革過程中，注意程序上的正當性是可以避免一些矛盾的，而且能夠得到民眾的擁護。稅收立法與稅收改革是不矛盾的，立法是為了促進改革，立法是為了鞏固改革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