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中國推出了燃油稅費改革、營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等舉措。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認為這積累了正稅清費、規(guī)范稅制、公平稅負等經驗，取得了調節(jié)供求、搞活企業(yè)、改善民生等效果，但改革的任務依然艱巨。
對于2013年，尤其是中央政府涉及換屆，這一年的財稅體制會如何改革也正被各界揣測與關注中。
李克強日前在權威刊物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要繼續(xù)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實施好結構性減稅措施，減輕納稅人不合理負擔，改革資源環(huán)境稅費制度，推動稅制完善和結構優(yōu)化，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
優(yōu)化轉移支付結構
2012年8月29日，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關于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運行情況的報告》中指出，自2010年推行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以來，我國基本財力保障缺口縣由2009年的819個減少到2011年底的113個，縣級財力水平明顯提高，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顯著增強，保障機制已初步形成。
結論讓人欣慰，但是其背后關于分稅制的爭議卻始終沒有停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韋森就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直言：分稅制改革導致大部分錢被中央拿走了，地方收入相對少，但事權又落在地方。沒有錢就逼著地方政府采取另外的渠道，一是賣地，二是向銀行貸款，導致地方政府負債很高。
但上述報告也指出，2011年中國縣級一般預算收入總額達2.43萬億元，上級政府對縣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資金達2.63萬億元。即中央拿走的錢又多數(shù)返還給地方，對這一點，上海財大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徐曙娜認為，轉移支付會有一個傾向，那就是偏向“專項轉移支付”，而非“一般轉移支付”，前者通常要求專款專用，甚至地方還要撥付一塊做配套資金。這種轉移支付有可能在給予地方更多財力的同時，也限制了地方調用財力的自由度。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院長高強也建議優(yōu)化轉移支付結構，即增加“一般轉移支付”，減少“專項轉移支付”，盡量少要求地方再出資金對中央轉移支付做配套。此外，他還建議，根據我國財政經濟發(fā)展不平衡的特點，對經濟欠發(fā)達的西部地區(qū)實行特殊的財政體制。
因為，目前全國實行統(tǒng)一的財政體制，東部地區(qū)按照分稅制比例上繳國家財政以后，資金還有相當?shù)氖Ｓ�，能夠基本滿足地方開支；但西部地區(qū)可留用的財力就非常少。在四川、內蒙古、寧夏個別縣，其自有財力只有10%，少的僅有1.5%，其余全靠上級轉移支付。為此，高強建議對于這種貧困縣的財政收入，可以不必先交上去再發(fā)下來。
徐曙娜也認為稅交上去又返回來，來回肯定損失一些效率，可以對這個環(huán)節(jié)進行適度優(yōu)化。她還強調，想普遍降低中央政府在分稅制中的比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也確實太難。不過，在省級及以下層面修改分成比例是完全有可能。比如增值稅的分成總體上是中央占75%，地方占25%，也就是省以下可以對四分之一的財力進行再分配。
這種情況下，她認為可以強化對基層政府的財力支持，因為它的支出責任確實比較重，也是有操作性的。“以上海的房產契稅為例，市政府與區(qū)政府按照2∶8來分成，考慮各區(qū)的實際，市一級政府完全可以進行調整，平衡各地的支出責任。”
有財權就要有監(jiān)督
十八大報告提出“加快改革財稅體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主體功能區(qū)建設的公共財政體系，構建地方稅體系，形成有利于結構優(yōu)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
對于平衡財權與事權，韋森認為有兩個方法，一是增加地方政府的稅收分成；二是把財權進一步向中央收，但收權后事權也讓中央多扛點。他認為在地方政府存在負債嚴重，甚至各自為政的情況，把稅收更多地留給地方，解決不了各地的大問題，反而只會留得更多，也花得更多，還可能滋生腐敗。所以，他建議把財權上收，事權也上收。
徐曙娜對本報記者強調說，不管給地方留的錢多還是少，都需要進行監(jiān)督，這是兩個問題。所以，2013年在財稅領域的信息公開和民主監(jiān)督也存在較大的改革空間。
在韋森看來，要從預算民主建設上來啟動政府體制改革。預算體制改革，應該以修改《預算法》來作為一個突破口。而與這相關的還在于人大代表專職化、常任化，這樣就可以監(jiān)督政府的財政收支的日常行為和重大的經濟決策。
這個思路與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近，他也告訴本報記者，要保證人大參與到預算編制、審查、質詢到監(jiān)督的全程，這樣就會有助于財稅真正服務于民。另外，他還特別強調財政信息的公開，而目前的公開狀況并不能讓人滿意，而未來不僅要強調公開透明，還要強調公開的信息細化到位，從類、款、項、目，必須公布到底（目）。
稅改試點擴容有緩急
上海最先開始“營改增”試點時，規(guī)定了“試點期間保持現(xiàn)行財政體制基本穩(wěn)定，原歸屬試點地區(qū)的營業(yè)稅收入，改征增值稅后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qū)，稅款分別入庫”。因此，在徐曙娜看來，“營改增”并不會直接降低地方的財政收入，不過由于減稅因素存在總量減少的情況，也可能造成一定的影響。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日前也撰文稱，實行“營改增”，保證了地方的原有利益，但隨著經濟增長，增量部分將進一步增強中央的收入能力，削弱地方政府的收入能力，特別是在全國推廣以后，將有可能進一步擴大中央與地方的收入差距。
但即便如此，徐曙娜認為這項改革也還會繼續(xù)，不僅因為2012年7月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交通運輸業(yè)和部分現(xiàn)代服務業(yè)營業(yè)稅改征增值稅試點范圍由上海市分批擴大至北京等10個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2013年繼續(xù)擴大試點地區(qū)，并選擇部分行業(yè)在全國范圍試點。
徐曙娜分析，“營改增”的效果對一些重工業(yè)或者以農業(yè)為主的地方可能積極性不大，但是對相關行業(yè)的激勵作用還是有效的，一些企業(yè)就可能因為稅賦的差異進行適當遷移。所以，如果以現(xiàn)代服務業(yè)等為發(fā)展方向的省市也會積極推動。“但是每個省的情況差異較大，所以"營改增"不太可能一下子推廣到全國所有地方。”
與“營改增”改革狀況相似的還有房產稅，目前，無論是重慶方案還是上海方案都各有利弊。徐曙娜就強調，房產稅更加敏感，雖然擴容或者推廣的猜測很多，但是其阻力也會比“營改增”更大。因為在現(xiàn)實中，從滬渝兩地的試點效果來看，房產稅對降房價的效果并不明顯，而且民眾對方案本身都還有較大爭議，因為高度近似于重慶或者上海的省市并不多，“試點還會逐漸增加，但是不會很快大規(guī)模推動，應該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韋森也認為，如果開征房產稅，再推廣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公開，就會對房價產生重大影響，利率對房價的影響也就開始起“市場作用”了。二手房價會下來一些，對新房價格也會有影響。但是問題不僅在于現(xiàn)在的方案沒有普遍征收的不完美和不公平，還在于即便普遍征收也是一個龐大的工程，尤其是不參與交易的自有房產，價值怎么評估？“看來要在全國普遍推開房產稅，目前也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