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正是發(fā)年終獎的時候，幾家歡喜幾家愁。其實年終獎作為老板給予員工的獎勵，在中國古代就已經(jīng)存在。只是在以農(nóng)民自給自足為主的封建社會，古代的“年終獎”基本是官員的專利，為皇帝打工的官老爺才享有的。

年終獎起源于東漢。

在東漢時期，皇帝每年兩次重要節(jié)日定期賞賜百官，分為春賜和臘賜。據(jù)《漢官儀》記載，春賜是“立春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30匹，九卿15匹；武官太尉、大將軍各60匹，執(zhí)金帶吾、諸校尉各30匹。武官倍于文官”。臘賜則“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30萬，牛肉200斤，粳米200斛。特侯15萬。卿10萬。校尉5萬。尚書丞、郎各漢尚書令印萬5千。千石、六百石各7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5千”。臘月接近年關，臘賜就與現(xiàn)在的年終獎非常相似了，因此，漢代的臘賜又常常被視為最早的“年終獎”。為讓官僚過肥年，臘賜明顯厚于春賜。

歷代君王都重視賞賜，為達到“邦典有敘”的目的，使自己的江山更穩(wěn)固，給官員發(fā)“年終獎”自然毫不手軟。

東漢時，大將軍、三公等的臘賜為“每人發(fā)棧20萬、牛肉200斤，大米200斛”，相當于現(xiàn)在的人民幣10萬元左右，而他們的月薪僅有17500枚五銖錢（折合成人民幣不過7000元），領這一回“年終獎”，要超過他們一年的工資；清朝皇帝年底賞賜大臣也是大手筆，《嘯亭續(xù)錄》載：乾嘉時期“歲暮時諸王公大臣皆有賜予；御前大臣皆賜'歲歲平安'荷包一”。里面有各色玉石八寶一份、金銀八寶八份以及金銀錢、金銀探各四枚，“年終獎”頗為豐厚的。

北宋高官的“年終獎”雖然少：宰相級別只有5只羊、5石面、兩石米和兩壇子黃酒（換算成現(xiàn)在的人民幣只有幾千塊錢）。但作為古代的“高薪時代”，文武百官的工資很高，包拯“倒坐南衙開封府”時，工資和各種明目補貼加起來一年將近一萬貫（相當于現(xiàn)在的人民幣600萬元以上）。

官員是皇帝請來的打工仔，一年辛苦下來，皇帝老板要給“年終獎”以資慰問和獎勵，是皇帝對官員的賞賜（皇帝發(fā)東西不能叫發(fā)，得叫賞賜）。而賞賜按權力等級標準進行，宗室、外戚以及高級官僚獲得賞賜的機會多，中下級官僚獲賞的機會很少。換言之，高級官員的“年終獎”，一般由朝廷發(fā)放，國家財政出錢，有時候甚至是皇帝親自掏腰包給寵臣發(fā)紅包。而像漢朝這樣，連邊郡小吏都能獲得皇帝發(fā)的年終將的情況是極少的。更多的時候，各級政府的中下級官吏，不可能獲得皇帝的賞賜。他們的“年終獎”要靠各級政府自己想法辦。而對于這些有辦法搞額外收入的官吏來說，即使皇帝不給他們賞賜，他們自有法子利用手中的權力過個肥年。

有什么辦法拿“年終獎”過肥年呢？最簡單就是收禮。明清時期，地方官員為獲取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應，每當冬日降臨，往往以為京官購置取暖木炭為名，向六部司官孝敬錢財，此謂“炭敬”。“瑞雪逍遙下九重，行衙吏部掛彩燈。頻叩朱門獻暖爐，玉做火塘熔炭紅”便是描述這一現(xiàn)象。實際上，炭敬就是春節(jié)過節(jié)費，在地方上叫“節(jié)敬”，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給京官拜年送禮。贈送所附的信里還不直接說數(shù)目，以梅花詩八韻、十韻或數(shù)十韻來代替。如果是四十兩銀子就說是“四十賢人”，三百兩就說“毛詩一部”。

后來春節(jié)收禮不僅僅是“年終獎”了，使得買官賣官、構私枉法、結黨營私等貪腐之風越演越烈。清朝康熙時代末，朝廷為整頓春節(jié)官場陳規(guī)陋習，九卿等衙門聯(lián)合發(fā)布文告訂立一紙不賀歲、不祝壽、不拜客、不接帖、不登門薄、不答拜的“六不”廉政措施，規(guī)定仍停留在紙上，禮照樣送與收，賄照樣行與受。

京官在天子腳下，有地方官員孝敬。地方的衙門發(fā)“年終獎”主要得靠創(chuàng)收了。唐朝和宋朝，曾允許各“機關單位”向民間放高利貸，以解決官員俸祿不足的問題。高利貸的本金，有朝廷撥付的“本錢”和“公用錢”，也有官吏們自己湊的集資款。由各衙門派專人放貸生息，進行創(chuàng)收。上至六部，下至府縣衙門，都把這些本金放出去。放貸的對象，主要是各單位轄區(qū)內(nèi)的商人。放貸的期限，短則幾天，長則一年。月息最低3％，而且是“驢打滾”的利滾利。獲得的利潤，國家財政抽小頭，官署留大頭，變成“小金庫”，一部分拿來公款吃喝，一部分官吏私分，私分的形式就包括了發(fā)“年終獎”。

更有衙門嫌放高利貸來錢不夠多不夠快，直接拿集資款甚至公款來經(jīng)商。包括造酒造醋、販賣私鹽、投資房地產(chǎn)。酒、醋、鹽，在大多數(shù)朝代都是專賣品，壟斷經(jīng)營，利潤驚人。而房地產(chǎn)生意，他們也有優(yōu)勢，動用職權在繁華地段低價購入甚至霸占一塊地皮是小菜一碟，蓋好的房子便對外出售或出租。晚唐的軍閥、五代十國的將軍、宋朝的王爺、明清兩代的京官，許多都從事房地產(chǎn)開發(fā)。而不管是販賣私鹽、造酒造醋，還是投資房地產(chǎn)，賠了，用公款沖賬，賺了，自個兒笑納，再給同僚和下屬發(fā)點兒紅包。

即便這樣，底層的小吏（包括一些沒有編制的胥吏、書吏、衙役等）所得的“年終獎”也是很少的。但這些小吏仍可以過肥年。以各衙門的書吏為例，雖然沒有編制，不拿工資，位低權輕，但如果地方來辦事，如果不向部院書吏輸送利益，“則屢次駁回”，或久拖不辦。康熙年間名臣靳輔曾說：“各省銷算錢糧，科抄部，承議司官，雖不乏從公議允之案，然遇值一事，或執(zhí)己見，或信部胥，任意吹求，苛駁無已……經(jīng)用錢糧之官，不得不行賄以求之，所謂部費也。”中央六部吏、戶、禮、兵、刑、工，以及其他中央部門，掌握著題升，調(diào)補，議敘，議處，報銷，審理等權力，用手中的實權吃拿卡要，都有勒索部費的機會。

當然，和現(xiàn)在一樣，不同級別、不同性質的“單位”，“創(chuàng)收”的渠道和能力是天差地遠的。沒掌握實權的清水衙門創(chuàng)收能力相對弱一點，例如攢起公文賣廢品。秦、漢、魏晉時期，公文是寫在竹簡上，而裝竹簡口袋，不管是皮質的、絲織的，還是麻布的，都能賣錢。便有部門-像負責監(jiān)察百官的御史臺，將攢的口袋在年底運到市場上賣掉，一個部門的辦事員就都有“年終獎”了。南北朝以后，公文主要用紙張，裝公文的封套裝主要是布做的（史稱“旁囊”），一些窮衙門將這些旁囊積攢起來，讓裁縫改成衣服或者被單，過年時作為“年終獎”發(fā)給諸位同僚，至于寫公文用的紙張，過了保密期限，就能賣廢品，賣得的錢，也能發(fā)“年終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