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謹慎性是傳統(tǒng)會計中一項歷史久遠、影響深遠但又頗具爭議的計量原則。作者分析謹慎性原則的內涵及其演化過程；闡明謹慎性起源的三種解釋：契約解釋、訴訟解釋和稅收解釋，說明這些解釋的理論含義而且列舉了相關的實證證據；有關謹慎性的經濟影響，包括其對財務報表的影響和股票市場價格的影響；指出對謹慎性的主要批評。

　　關鍵詞：會計謹慎性；會計準則；凈資產賬面價值

　　謹慎性是傳統(tǒng)會計中一項歷史久遠、影響深遠但又頗具爭議的計量原則。我國自1993年頒布的《企業(yè)會計準則》中首次引入了謹慎性原則，在2001年新的《企業(yè)會計制度》中這一原則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許多體現(xiàn)謹慎性原則的會計處理方法被引進，它對會計實務的影響也日漸凸現(xiàn)，但我國對謹慎性原則的研究大多處于解釋運用表層面，本文試圖深入分析謹慎性原則的內涵、起源和經濟影響，以豐富我們對謹慎性原則的認識。

　　一、謹慎性原則的內涵及其演化

　　謹慎性原則歷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它最早是財產托管人解脫其受托責任的一種策略，后來被會計人員所認同接受，逐漸成為一項歷史悠久、影響深遠但又頗具爭議的會計核算原則。

　　從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看，這些概念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

　　1.受托責任觀下的謹慎性原則。謹慎性原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當時的財產托管人為了減輕受托責任，對其托管財產的增值不進行任何預計。隨著19世紀會計受托責任的盛行，會計人員面對著日益上升的訴訟風險，普遍存在強烈的災難意識，中世紀財產托管人減輕責任的謹慎方式逐漸為會計界所認同，進而形成了受托責任觀下的謹慎性原則。受托責任觀下的謹慎性原則的表述很多，其中最典型的是Bliss在1924年給出的一個定義：不預計利得，但預計一切損失[1].它意味著會計師可以運用各種手段低估資產和收入，高估負債和費用，以減輕受托責任。這種觀點本身缺乏會計學和經濟學的理論依據，它只是站在“實用主義”的角度來對謹慎性進行定義，強調蓄意地、一貫地低估凈資產和利潤，招致了對謹慎性的諸多批評。謹慎性原則的批評者認為，謹慎性的蓄意低估，會形成大量的“秘密準備”，有違會計信息真實性和公允表達的要求。

　　2.決策有用觀下的謹慎性原則。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會計目標由受托責任觀轉向決策有用觀，對謹慎性的批評也日漸激烈，謹慎性的原理和內涵被會計職業(yè)團體或準則制定機構重新審視。美國的FASB在它的概念框架研究中反復討論了這個概念，并且試圖用“審慎”來取代這一概念，在財務會計概念公告（SFAC）第2號中，它將謹慎性表述為：“謹慎性是對于不確定性的一個審慎反應，以確保商業(yè)中固有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被充分考慮。因此，在未來收到或支付的兩個估計金額之間有同等的可能性時，謹慎性要求使用比較不樂觀的估計數(shù)。”[2]同時FASB也明確指出：“（在這種定義下），穩(wěn)健性的概念可能與某些重要的質量特征產生沖突，如公允表述、中立性和可比性（包括一致性）……。財務報告中的穩(wěn)健性不應該再蓄意地、一貫性地低估凈資產和利潤?！盵2]

　　與前述的Bliss定義相比，F(xiàn)ASB的定義一方面指出謹慎性有助于降低企業(yè)風險，突出了謹慎性原則的經濟作用，從而使謹慎性原則有了更多的理論依據，另一方面也是對謹慎性認識的一個新突破。因為從FASB的說明來看，它并不鼓勵一味地低估資產和收入，高估負債和費用，否定了過去那種蓄意地一貫少計凈利潤和凈資產的做法，認為會計人員對信息進行取舍時需要持穩(wěn)健的態(tài)度，但同時要考慮會計信息的公允表達、中立性和相關性，從而使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既能應對商業(yè)環(huán)境中固有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又能滿足投資者相關決策需要。這一定義主要是定性描述，某些方面還是比較含糊，例如它并沒有詳細說明“審慎反應”的含義，也沒有解釋這一審慎反應是如何保證風險被“充分的考慮”。

　　3.實證研究中的謹慎性原則。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會計理論的研究方法由規(guī)范研究逐漸向實證研究轉移，大量的會計實證研究的文獻涌現(xiàn)出來。作為謹慎性原則的研究也逐漸轉向實證研究為主，要對謹慎性原則進行實證分析就必須有相應的定義來界定它、量化它，因此從實證研究中涌現(xiàn)出謹慎性的大量定義。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兩個：一個是Feltham和Ohlson在1995年提出的定義，該定義指出：如果企業(yè)股權的市場價值在時點π+1的期望值與企業(yè)股權在時點π+1的賬面價值之差在π趨于無窮大時的情況下大于0，則認為企業(yè)會計是謹慎的[3]；另一個是Basu在1997年提出的定義，該定義對謹慎性原則的解釋是：會計人員傾向于對好消息（利得）的確認比對壞消息（損失）的確認要求有更加嚴格的證據[4].從這兩個定義可以看出，實證研究中對謹慎性原則的定義抓住了謹慎性的實質，前者反映的是謹慎性低估企業(yè)凈資產賬面價值的特征，可以稱之為“資產負債表導向的謹慎性原則”；后者反映的是謹慎性對利得和損失的不對稱性處理特征，即損失被立即確認，而利得只有在實現(xiàn)以后才能被確認，可以稱之為“損益表導向的謹慎性原則”。在現(xiàn)代會計觀點下，利潤計量要比資產計價更加重要，因此對“損益表導向的謹慎性原則”的實證研究也居多。

　　對于這三種類型的謹慎性原則，受托責任觀下的謹慎性由于缺乏理論依據和存在明顯的缺陷，基本上已經被準則制定機構和研究人員所擯棄，而決策有用觀下的謹慎性和實證研究中的謹慎性觀點得到了準則制定機構和研究人員的普遍接受，從這兩者的關系來看，前者主要是對謹慎性的定性描述，而后者是對謹慎性的定量描述，兩者可以互為補充、互為說明?？傮w來看，現(xiàn)代會計強調謹慎性是對于商業(yè)環(huán)境中固有風險和不確定性一個審慎反應，即對利得的確認比對損失的確認要求有更高的證據，由早期的將謹慎性視為蓄意低估股東凈利和凈資產轉變?yōu)楸M量不高估資產和利潤（但不蓄意低估）。

　　二、謹慎性原則起源的經濟解釋

　　會計研究人員對謹慎性原則起源提出了眾多的解釋，概括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契約、訴訟、稅收。

　　1.契約解釋：在契約解釋下，謹慎性被看作是在契約各方之間解決代理沖突的一個重要的締約手段。按照契約理論，企業(yè)和各有關當事人之間由于不對稱信息、不對稱利益、有限的視野和有限的責任會產生諸多機會主義行為。而謹慎性是對契約業(yè)績的理想計量，因為它對利得要求更嚴格的確認標準，從而可以限制有關各方的機會主義行為，有效減輕企業(yè)和有關當事人之間的代理沖突。如在債務契約中，股東和管理者可能會高估盈余和資產，將借入的債務作為清算性股利進行分配，從而將債權人的財富轉移給股東。而謹慎性原則避免高估資產和盈余，對股利分配施加約束，保障和提高了企業(yè)的償債能力，降低了企業(yè)股利過度分配的可能性。另外在管理者的報酬契約中，企業(yè)管理者有動機高估凈資產和盈余，最大化其當期酬金，損害股東的利益。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fā)生，股東可能事先在補償合同中要求運用謹慎性去計量收益。

　　因此，從契約解釋來看，謹慎性原則是作為一種有效的締約機制而自然產生的[1]，它的存在降低了各種契約的違約可能性，提高了企業(yè)的價值。謹慎性的契約解釋得到了較多的理論和實證支持。Ahmed等人發(fā)現(xiàn)，股利沖突越大，企業(yè)報告越謹慎，謹慎性成為一個有效的締約機制去減輕股東與債務人之間的股利沖突[5].另外，Ball等人發(fā)現(xiàn)普通法國家企業(yè)盈余要比成文法國家的企業(yè)盈余要謹慎性的多，原因在于，普通法國家有強大的投資者保護法律，企業(yè)通常優(yōu)選契約作為解決代理問題的方式，因此對謹慎性的要求較強。而在成文法的國家內，契約各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更有可能私下解決而不使用契約，因此對謹慎性的要求較弱[6].

　　2.訴訟解釋：股東訴訟是謹慎性原則產生和存在的另一個重要來源。許多研究發(fā)現(xiàn)，投資者大多是風險回避者，他們希望能夠立即得到有關潛在風險的信息，而對于有關潛在利得的信息卻不甚關心。因此公司延期報告潛在的損失比延期報告潛在的利得會面I臨更大的訴訟威脅，也就是訴訟風險更可能源自于收入與資產的高估而不是低估[7]，會計人員為了避免日益上升的訴訟風險，“寧可失之低估，而不愿失之高估”[2]，從而股東訴訟成為謹慎性產生和存在的另一個重要來源。訴訟解釋在理論上和實務上也獲得了較多的理論和實證支持。Basu檢測了美國四個不同的訴訟責任期間的謹慎性，發(fā)現(xiàn)在兩個訴訟責任上升較高期間謹慎性存在顯著的上升，而在訴訟責任上升較低期間謹慎性不上升，這一結果與訴訟導致謹慎性的解釋一致[4].

　　另外，Ball等人指出，在普通法國家預期的較高的訴訟風險下，企業(yè)的謹慎性會增強，其結論也支持了這一預測[6].

　　3.稅收解釋：稅收解釋認為，納稅收益與會計收益之間的聯(lián)系，使得管理人員有動機運用謹慎性原則來遞延稅收的支付。謹慎性原則通過推遲收入的確認及加速費用的確認會延期稅收支付，從而減少稅收支付的現(xiàn)值，增加公司的價值。Guenther等人的研究表明，會計方法會影響應稅收益[8].Shackelford和Shelvin進一步指出，納稅收益與會計報告收益的聯(lián)系為遞延稅收支付提供了動機，因而導致對凈資產和收益的低估，因此他預測，當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變得更加緊密時，或者稅收上升時，財務報告會變得更加謹慎[8].但是從目前的相關文獻來看，還沒有直接的研究致力于稅收解釋，這一解釋的相關的理論和實證證據還很弱。

　　三、謹慎性原則的經濟影響

　　體現(xiàn)謹慎性原則的會計實務方法有很多，主要包括：計提應收賬款的壞賬準備、存貨的成本與市價孰低計價法、存貨的后進先出法發(fā)出假設、存貨的跌價損失準備、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法、長期資產的減值準備、研發(fā)支出的費用化處理方法等。這些謹慎性方法的運用首先影響企業(yè)財務報表數(shù)字，使企業(yè)凈資產被低估、正的經濟盈余被遞延反映，但是有關這種謹慎性原則的經濟后果，即投資者能否看出不同方法下盈余計量的謹慎性差異，還存在較多的爭議。

　　1.謹慎性對企業(yè)財務報表數(shù)字的影響。謹慎性原則的實質是對于利得與損失的不對稱確認要求，也就是說反映利得比反映損失要求有更嚴格的可證實性，損失被立即確認，而利得只有在實現(xiàn)以后才被確認。謹慎性的這種非對稱確認特征主要影響企業(yè)財務報告中的凈資產、應計和盈余項目。

　?。?）凈資產賬面價值持續(xù)低于其市場價值。在市場經濟下，企業(yè)資產的市場價值時刻在發(fā)生變化，但是所有的這些變化（增值或貶值）并不會立即、完整地反映在企業(yè)會計賬戶和財務報表中。在謹慎性原則下，資產價值減少（損失）通常被立即確認，而資產價值的上升（利得）通常被遞延到它被出售或它的價值通過收入現(xiàn)金流量實現(xiàn)時才被確認。例如，在謹慎性原則下，固定資產當期的價值增值，是不允許反映在當期的資產計價上，而只能等到固定資產被出售時才能反映這部分增值。而固定資產當期的價值貶值，直接通過計提減值準備減少資產賬面價值。

　　另外，企業(yè)的研究和開發(fā)支出、廣告支出一般而言會帶來未來的經濟利得，具有經濟價值，但按照謹慎性原則要求，研發(fā)支出和廣告支出直接費用化，而不能資本化反映為企業(yè)的一項資產，它們的價值被遞延到以后期間由于研發(fā)支出和廣告支出而產生的收入現(xiàn)金流量實現(xiàn)時才被確認。但在持續(xù)經營假設前提下，企業(yè)通常不會出售它的固定資產，并且研發(fā)支出和廣告支出是持續(xù)發(fā)生的，由此推論，會計上對于資產貶值的反映是及時的、并且數(shù)額較大，而對于資產增值的反映是不及時的、并且數(shù)額相對較少。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謹慎性原則運用會導致企業(yè)凈資產被系統(tǒng)低估——其賬面價值持續(xù)低于其市場價值。凈資產賬面價值被低估的程度越大，意味著企業(yè)會計越謹慎。利用謹慎性會計對企業(yè)凈資產的持續(xù)低估特征，Beaver和Ryan提出了對謹慎性的一種實證計量模式：凈資產賬面價值與市價比率計量模式。這一計量模式評估了凈資產被累積低估的程度，通過計算凈資產賬面價值與市價比率的持久偏差成分來反映財務報告謹慎性的程度[9].

　?。?）應計項目的凈累計額持續(xù)為負。會計中的應計項目是由于權責發(fā)生制而產生的會計盈余與現(xiàn)金流量之間的時間性差異。從長期來看，如果會計方法是中立的并且企業(yè)是穩(wěn)定的，折舊和攤銷之前的累計凈收益金額與經營現(xiàn)金流量趨向一致，因為當凈收益超過（或低于）經營現(xiàn)金流量時會緊跟有負的（或正的）應計項目發(fā)生，正的應計與負的應計項目會隨著時間反轉，應計項目的凈累計額趨向于零。但是在謹慎性原則下，應計項目凈累計額持續(xù)為負，這是由于謹慎性對利得和損失的不對稱處理特征所導致。在謹慎性原則下，損失一旦存在就要求被立即確認，即使與損失有關的現(xiàn)金流出可能還沒有實際發(fā)生；而利得只有在現(xiàn)金流入實際發(fā)生時才能被確認。因此，在謹慎性原則下，損失趨向于被全部應計而利得不能應計，隨著時間的推移，應計項目的凈累計額趨向于被低估并且持續(xù)為負。利用謹慎性會導致應計項目的凈累計額持續(xù)為負的特征，GiVoly和Hayn提出了謹慎性的另一種計量模式：應計項目的計量模式。這一模式認為，企業(yè)長期持續(xù)顯著的負應計是謹慎性的標志。它通過計算負應計累積的程度和速度來反映財務報告謹慎性程度[10].

　　（3）盈余反映的及時性和盈余變化的持續(xù)性在“利好”與“利差”時期存在差異。謹慎性原則在確認利得與損失時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企業(yè)“利好”時期與“利差”時期的會計盈余必然在及時性和持久性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

　　會計盈余的及時性是指當期的會計盈余是否及時地反映了公司經濟盈余的變化。在謹慎性原則下，會計人員反映利得比反映損失要求有更高的可證實性，因此本期的會計盈余會反映本期所有的負的經濟盈余變化（損失），而不會反映或只會部分反映本期正的經濟盈余變化（利得）。換句話說，在謹慎性原則下，負的盈余和盈余變化要比正的盈余和盈余變化反映得及時。

　　會計盈余的持續(xù)性是指當期的會計盈余變化能否持續(xù)到未來。持續(xù)性和及時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及時性意味著本期信息已經反映在本期的會計盈余中，這樣的盈余一般不具有很強的持續(xù)性。持續(xù)性則是由于本期會計盈余沒有反映本期信息的全部影響，而是將其部分影響遞延，這樣的盈余一般不具有很強的及時性。在謹慎性原則下，由于負的盈余和盈余變化要比正的盈余和盈余變化反映得更加及時，因此正的盈余和盈余變化相對于負的盈余和盈余變化要更加持續(xù)。

　　利用謹慎性會計對正負盈余變化反映的及時性和持續(xù)性差異特征，Basu提出了另一種謹慎性實證計量模式：每股盈余/每股市價計量模式。這一計量模式反映了會計收益包括經濟收益或利得的速度的差異，通過計算比較會計盈余對“好消息”和“壞消息”敏感性來反映財務報告謹慎性的程度[4].

　　2.謹慎性對股票市場價格的影響。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謹慎性原則會低估企業(yè)凈資產、遞延反映正的經濟盈余，那么這種低估的凈資產和會計盈余是否會導致投資者對企業(yè)股票市場價格的低估呢？在這個問題上還在存在較大的爭議。

　　有效市場假設認為，投資者不會系統(tǒng)地被盈余計量的各種可選擇會計方法所誤導（P5），因此，從理論上分析，投資者在制定證券價格時應該能夠估定不同方法下財務報表的內在謹慎性差異，并且自行對會計報告盈余進行調整，不會由于低估的賬面資產和盈余數(shù)額而低估企業(yè)股票市價。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實證支持。例如Beaver和Dukes發(fā)現(xiàn)，采用加速折舊法（相對穩(wěn)健）企業(yè)的平均盈余反應系數(shù)（ERCs）要比采用直線折舊法（相對激進）企業(yè)的平均盈余反應系數(shù)（ERCs）顯著大[12].盈余反應系數(shù)是指某一證券的超常市場回報相對于該證券發(fā)行公司報告的盈利中非預期因素的反映程度。盈余反應系數(shù)越大，說明報告盈余信息含量越高。他們的證據表明市場在制定證券價格時考慮了盈余計量的內在方法，并且據此對企業(yè)報告盈余進行自行調整，支持了有效市場假設。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觀點認為，現(xiàn)實的資本市場并不是完全有效的，投資者通常不會區(qū)分盈余計量所采用的各種會計方法的謹慎性差異，因此，謹慎性原則對凈資產的低估和對正的經濟盈余的滯后反映，可能會導致市場對該股票價格的低估。例如，Salamon和Kopel將企業(yè)劃分為激進會計組合群（同時運用直線折舊法和F1FO）和謹慎會計組合群（同時運用加速折舊法和LIFO），實證結果表明，這兩類企業(yè)的盈余反應系數(shù)不存在顯著差異，這一證據并不支持有效市場假設[13].

　　總之，在“證券市場是否完全有效”問題上還存在相當大的爭議，因此謹慎性對股票市場價格的影響也是莫衷一是，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分析。

　　四、謹慎性原則受到的主要批評和目前的現(xiàn)狀

　　謹慎性原則雖然對會計的理論與實務影響巨大，但它也極富爭議。在眾多會計文獻和會計準則報告中，它長期被視為一項“慣例”，而并非一項“原則”或“準則”[14].對它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謹慎性的運用缺乏一個客觀的標準，因此對它的濫用很普遍并且很難防范。例如，有些企業(yè)可能會通過隨意地或前后不一致地制定潛在損失的備抵或準備，從而使得不同企業(yè)之間以及同一企業(yè)不同時期的會計數(shù)字缺乏可比性。

　　第二，傳統(tǒng)謹慎性的會計實務只預期潛在的損失或費用，而忽略任何可能利得的確認，會導致對潛在資產或收益的低估，低估如同高估，都不能真實反映企業(yè)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由于這兩個限制，謹慎性受到許多攻擊。美國著名會計學者Hendriksen就指出：“謹慎性是處理計價和收入不確定性的一個非常糟糕的方法，它會導致會計數(shù)據的完全扭曲。”[14]但是，盡管伴隨著持續(xù)的批評，謹慎性已變成當代會計最具影響的一個概念。近年來大量的實證研究也指出，謹慎性不僅在現(xiàn)代財務報告中普遍存在，并且在過去的30年內，財務報告的謹慎性有上升的趨勢[1].從準則制定機構來看，雖然美國的FASB在其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2號“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中，將謹慎性視為一種慣例（Convention），而非一項原則（Principle），但是FASB也認識到謹慎性的合理之處：“在財務會計和報告中，也存在謹慎性的合理位置，因為商業(yè)和經濟活動中充滿了不確定性，但需要慎重運用（92段）”[2].在FASB看來，商業(yè)經營中的不確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在資產計價和損益計量中必須運用各種各樣的估計或判斷，在決定會計估計和判斷時，會計師應保持一個謹慎性的或審慎的態(tài)度，必要的謹慎性不僅是應付商業(yè)交易中內在的不確定或風險的一個必要的、有用的手段，而且將有益于投資者、債務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從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F(xiàn)ASB的這種觀點已經得到會計職業(yè)團體和會計從業(yè)人員的普遍接受。

　　我國自1993年頒布的企業(yè)會計基本準則中首次引入了謹慎性原則，明文規(guī)定謹慎性原則是我國會計核算12條原則之一，并且在隨后的具體準則制定過程中，體現(xiàn)謹慎性原則的方法陸續(xù)被采用（如LIFO、加速折舊法、壞賬準備的計提等），特別是在2001年新的《企業(yè)會計制度》中這一原則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更多的體現(xiàn)謹慎性原則的會計處理方法被引進（如資產減值的八項準備等），謹慎性原則已經成為我國會計理論和實務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從目前國內企業(yè)對謹慎性方法的運用來看，還存在較多的隨意性，對于這一原則，我們既要正視謹慎性原則固有的弊端，通過加強會計人員的培訓和規(guī)范謹慎性方法的實施細則，來避免主觀隨意和“過度謹慎”；同時也不能忽視謹慎性原則在減輕代理沖突、避免訴訟風險和遞延稅收支付中的積極作用，應進一步加大謹慎性原則的適用范圍和運用力度。

　　參考文獻：

　　[1] Watts R. L…… Conservatism in Accounting Part I ：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3，17， （3） ： 207-221.

　　[2]李增泉，盧文彬。會計盈余的穩(wěn)健性：發(fā)現(xiàn)與啟示[J].會計研究，2003，（2）：21—27.

　　[3]汪遠根。會計謹慎性原則的經濟學解釋及其悖論[D].上海海運學院碩士學位論文。中國期刊網碩博士論文庫，2002.

　　[4] Basu S…… The Conservatism Principle and the Asymmetric Timeliness  of Earnings [J]. Journal of Ac counting ＆ Economics， 1997，24， （1） ： 3-37.

　　[5] Ahmed A. S. ，B. Billings，M. S. Harris，R. M. Morton. The Rol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in Miti gating Bondholder-shareholder  Conflicts Over Dividend Policy and in Reducing Debt Cos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2，77， （4） ： 867-890.

　　[6] Ball R. ， Kothari S. P. ，Robin A……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Factorson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economics， 2000， （29） ：1-51.

　　[7] Jia Yinping. Essays on Accounting Conservatism[D]. PhD. Dissertation.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 versity. UMI Proquest， 2004， （AAT 3119839）。

　　[8] Shackelford D. A. ， T. Shevlin. Empirical Tax Research in Account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 nomics， 2001，31 ： 321-387.

　　[9] Beaver W. H. ， S. G. Ryan. Biases and Lags in Book Value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Ability of the Book -to-market Ration to Predict  Book  Return on Equity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0， 38， （1） ： 127-148.

　　[10] Givoly D. ， Hayn C…… The Changing Time——series Properties of  Earnings，Cash Flows and Accruals： Has Financial Reporting Become More     Conservatism [J].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00， 29， （3）： 287-320.

　　[11] Watts R. L.， J. L. Zimmerman. Positive Accounting Theory [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6.

　　[12] Beaver H. ，R. E. Dukes. Interperiod Tax Allocation and -depreciation  Methods： Some Empirical Resul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s ， 1973， （7） ： 549——559.

　　[13] Salamon. G. L.， R. Kopel. Accounting Method Related Misspecification  in Crosssectional Capital Market Research Desig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1993， （12），217——238.

　　[14] Z. Jun Lin，F(xiàn)eng Chen.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servatism Accounting  Convention in China：Empirical Evidence[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34， （4）： 517——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