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炎的“兩稅法”與白居易的《無名稅》詩

　　唐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四月，為了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保證租稅收入，頒布了“租庸調(diào)法”，實行“據(jù)丁征稅”，即對人丁征收數(shù)額相等的稅收。在大量自耕農(nóng)存在的情況下，封建王朝用“租庸調(diào)法”來保障租稅收入，起了一定作用。但此后，由于政治和軍事形勢變化，社會動蕩，特別是封建剝削階級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自耕農(nóng)被迫典田賣地，土地日益集中，戶口戶籍破壞嚴重，按丁征收的“租庸調(diào)法”越來越喪失其存在的基礎。德宗尋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楊炎提出了著名的“兩稅法”，改變了“租庸調(diào)”據(jù)丁征稅的作法，實行以財產(chǎn)多少為征稅標準。它的基本內(nèi)容有：（一）中央根據(jù)財政支出定出的總稅額，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數(shù)目向當?shù)厝藨粽魇?；（二）土著戶和額居戶，都編入現(xiàn)居州縣的戶籍，依照丁壯和財產(chǎn)的多少定出戶等；（三）兩稅分夏秋兩次征收，夏稅限六月納畢，秋稅十一月納畢；（四）“租庸調(diào)”和一切雜捐、雜稅全部取消，但丁額不廢；（五）兩稅依戶等納線，依田畝納米粟，田調(diào)稅以大歷十四年的墾田數(shù)為準，均平征收；（六）沒有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稅。

　　“兩稅法”的顯著特點在于，它改變了租稅徭役據(jù)丁口征收，租稅徭役多出自貧苦的勞動群眾頭上的作法，它以財產(chǎn)的多少為計稅依據(jù)，不僅拓寬了征稅的廣度，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由于依照財產(chǎn)多少即按照納稅人負稅能力大小征稅，相對地使稅收負擔比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稅收負擔，這對于解放生產(chǎn)力，促進當時社會經(jīng)濟的恢復發(fā)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兩稅法”實施不久，又告失敗，這可從《無名稅》中看出。

　　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無名稅》詩，不僅對封建社會的稅收制度和衰敗剝削勞動人民作了生動的寫照，同時對“兩稅法”的產(chǎn)生、發(fā)展、消亡也作了精當?shù)钠饰觥Ｔ娢娜缦拢?br>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

　　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

　　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

　　厥初妨其淫，明敕內(nèi)外臣；

　　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

　　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寵，索無冬春。

　　織絹未成匹，繅絲未盈斤；

　　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

　　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

　　夜深煙不盡，霰雪白紛紛。

　　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

　　悲端與寒氣，并入鼻中辛。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

　　繒帛如山積，絲絮如云屯。

　　號為羨馀物，隨月獻至尊；

　　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

　　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由此可見，勞動者在封建剝削制度下，“所要”、“所求”、僅僅是“濟生民”，乃至“活一身”。“身外”之物，即生存必需以外之物，要項奉君王。這充分暴露了在剝削制度下苛捐雜稅的殘酷剝剝性。在“兩稅法”實施初期，唐王朝為維護其嚴肅性，防止在執(zhí)行過程中，擅自濫增稅目稅額，明令官吏不得在稅法規(guī)定的范圍之外，私自額外附加征收，否則作為枉法論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貪得無厭的封建官吏仍在兩稅定額之外敲詐勒索。許多官吏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稅之外用“羨馀”的名義，向上級官吏直至皇帝進貢。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勞苦人民陷入了民不聊生的悲慘境地。這種額外的苛捐雜稅，也就是白居易將詩命題為《無名稅》的由來吧。“兩稅法”實際上是失敗了。